农机合作社规章制度

农机合作社规章制度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制度的使用频率呈上升趋势，制度具有使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惩恶扬善、维护公平的作用。那么相关的制度到底是怎么制定的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机合作社规章制度，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一、发展的合作社存在的不足

1.人才匮乏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需要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各类人才，但一些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整体素质和能力偏低，客观上影响了合作社的发展。

2.内部运作机制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大

大部分合作社管理水平不够高，民主意识差，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虽健全，但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同时，财务管理等内部制度也不够健全，利益关系不紧密，大部分合作社对成员不进行利润二次分配，缺乏合作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致使可持续发展能力差。

3.扶持力度不够

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措施不够完善，落实起来较难；合作社缺少有效抵押物、实力弱，从银行贷款难、自身积累难、引进资金难，政府投入不足，扶持面窄，效果不明显。

4.群众认识不够到位，组织化有待加强

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进入依法发展新阶段，但群众对专业合作社认识还不足，部分群众对一些政策法规理解不够。小农思想束缚，仍有部分群众认为“合”字难写，难以建立良好的合作；有的群众甚至担心参加合作社，要缴纳各项税费得不偿失。个别群众创办合作社目的不纯，偏离创社宗旨，只想套取公共财政补助资金，合作社成立后并没有按合作社的章程进行运作，更没有组织成员开展真正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合而不作，成为“空壳合作社”。

5.科技支持乏力，产品竞争力弱

多数专业合作社所生产的产品科技含量低，品质不高，外向型市场竞争力弱。农产品精深加工少、附加值低。科技投入不够，大多数专业合作社仅停留在养殖、种植、栽培等生产环节，而对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和产品的精深加工技术等投入很少。品牌意识较差，缺乏出色的'带头人。

党的十重要提出各级政府要大力支持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二、征对目前的形势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就如何发展专业合作社做浅薄之谈

1.强化宣传培训，致力规范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建立合作社带头人人才库和培训基地。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对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财务人员、专业大户、龙头企业代表、农户代表进行阶梯式培训。帮助其及时了解现代农业发展趋势，了解专业合作社相关的政策法规、合作方式、财务管理、信贷与投资等知识，引导培养和发展一批熟悉农村政策，善于经营管理，乐于奉献的专业合作社带头人。按照“类型多样化、服务系列化、经营实体化”的要求，在各级农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积极发挥林业、科技、供销等部门的作用，实行多元化培育。在合作内容上采取多方式，可以是劳动合作、资本合作，也可以是劳动与资本等多个要素的合作，可以围绕第一产业来办，也可以围绕农产品加工、销售、休闲等二、三产业来办；在合作机制上采取多形式，可以是股份合作制，也可以是合伙制或其他形式合作；在合作渠道上采取多方位，可以提供技术、农资、信息、产品收购等一项或多项服务，也可以提前、产中、产后一体化服务；在牵头部门上采取多元化，可以由农村专业大户、经营能人牵头兴办，可以依托龙头企业或批发市场兴办，还可以由农技部门、供销部门等牵头兴办，也可以由农村基层组织牵头兴办。

2.强化政策扶持，致力助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

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政府有关部门要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切实加强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指导、扶持、协调、服务，落实部门责任，强化先行先试意识，创新工作机制，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二是加大扶持力度。随着专业合作社的迅速增长，应加大金融信贷方面的协调力度，并增加财政资金扶持，特别是侧重于对具有示范性、规范化、骨干型专业合作社实施以奖代补，特别侧重对专业合作社教育和培训经费的安排。为有效防止“空头社”的产生，对内控制度未发生作用、未实行按交易额返还和按股金分红分配制度、未实行合作社会计制度，合而不作的“空壳社”不予扶持。三是要加强指导服务。农业部门应切实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指导，落实好各项扶持和优惠政策，帮助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办、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形成统一协调，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3.强化规范管理，致力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

一是规范合作社的章程和制度。要求各合作社按照农业部《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规范的合作社章程，建立健全合作社岗位职责、生产管理、收购营销、财务会计、档案管理等运作制度。二是规范财务管理。加强合作社财务管理，独立建帐，规范会计核算，定期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送财务和会计报表，定期向社员公布财务状况，接受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审计和监督。三是规范专业合作社运行制度。加强合作社负责人、经纪人教育培训，加强内部运作规范，按照章程建立并严格执行议事、经营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收益分配、公开、奖惩等制度。四是探索专业合作社新形式。鼓励农民通过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参加专业合作社，或鼓励专业合作社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实现增资扩股，以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模。

4.强化科技支撑，致力增强农民合作社发展活力

帮助合作社对接科研院所，不断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拓展新市场。引导和扶持发展潜力好的合作社拉长精深加工、品牌创建、销售等经营链条，推动其从初级农产品销售向深加工发展，在延伸合作领域的基础拓展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功能，使其更有生命力。进一步扩大合作社对优势产业和基地农户的覆盖面。以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为依托，建立合作社信息化管理和电子商务平台。积极探索明台农民合作组织交流合作方式和模式，推进明台农业交流合作。

近年来，莆田市以贯彻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契机，依法做好指导、扶持和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与发展的各项工作，支持农民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采取依法促动、政策拉动、服务推动、大户带动和部门联动等措施，大力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

1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截至20xx年8月底，莆田市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237家，其中种植业82家，占总数的34.60%；畜牧业15家，占总数的6.33%；渔业127家，占总数的53.59%；服务业12家，占总数的5.06%；其他1家，占总数的0.42%。业务范围主要涉及蔬菜、茶叶、畜禽、农机、花卉、食用菌、水产等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储藏、销售等行业。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围绕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统一为成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各相关环节的服务，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竞争力， ……此处隐藏3983个字……数相等的的只有5家，仅占25%，股东数与社员数之比低于0.3的有11家，达55%之多，单一股东持股额大于等于30%的有8家，达40%之多，最大的前三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30%的有14家，达70%之多，最大的前三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50%的有9家，达45%之多。这组数据显示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股金集中度是相当之高的，大部分股金都集中在少数大股东手中。

马彦丽提供了另外一组数据，在她所调查的34家合作社中，最大的前三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30%的有20家，最大的前三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50%的有8家，即在59%的合作社中前三名大股东掌握了合作社不低于30%的股金；最大的前五名股东持股总额大于等于30%的有29家，大于等于50%的有17家，也就是说在85%的合作社中前五名大股东掌握了合作社不低于30%的股金，在50%的合作社中，前五名大股东掌握了合作社不低于50%的股金。

另有证据显示这些掌握了大量股金的大股东不仅凭借其股金获得了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还获得了剩余控制权，还是合作社权力的掌握者，控制着合作社的规则制定、运作过程等各项权力。

二、从规则制定过程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精英主导特征

规则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它既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行为准则，同时还是基本的利益分配框架，基本的权利与义务结构，因此规则制定过程同时还是利益分割过程，其中不同主体之间会进行激烈的斗争与博弈，其结果掌握更大权重的主体能够更多地影响规则的建构。很多证据显示，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少数精英掌握了更大的权重，是在少数精英的主导下进行的，具有明显的精英主导特征。如有关四川都江堰市日昇奇异果合作社的基本运作规是由杜毅刚和刘华一手设计的，而且这套规则早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已经成型，成立合作社之后只是在原有规则的基础上稍加发展而已。在成立合作社之前，刘华和杜毅刚就已经在为合作社的运作规则进行探索，他们从猕猴桃种植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套袋技术入手，联合了一部分农户，并设计了一套运行机制，这套机制以二次分利为基本特征。几个月后，合作社正式成立，以这一机制为制度基础，并进一步发展，由“二次分利”演进到“三次分利”，最终成为合作社运作的机制。

之后香港日昇公司为获得良好稳定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介入进来，最终的日昇奇异果合作社则是在杜毅刚、刘华与日昇公司共同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合作社与种植户之间基本的利益分配规则基本上沿袭了刘华与杜毅刚前期的设计，至于合作社的另外一些规则，如股权分配规则与股金报偿规则则是在杜毅刚、刘华与日昇公司的博弈中确立起来的，最终确立了三方主导的股权结构：日昇公司45%的股份、杜毅刚40%的股份、刘华5%的股份，并以种植者联合体的名义给种植户留出10%的股份，还确立了三次分利的利益分配结构，即第一次分利、第二次分利与第三次分利，第三次分利即股金分红。

日昇奇异果合作社的规则制定过程是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则生成过程的一个缩影，反映了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即组织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规则制定过程体现出了显著的精英主导特征。

三、从组织的决策权力结构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精英主导特征

就决策权力结构来说，国际合作社原则明文确立了社员民主控制的原则，并且明确规定基层社要实行一人一票的决策方式。近年来国外的合作社理论陆续引入，国家也开始了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化工作，规范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民主制度的建设，但是鉴于我国农村社会的特殊国情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源化的发展路径，民主制度建设步履维艰，在实际的权力分配与决策过程中精英主导仍是其主要特征，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论断。关于合作社的民主制度，国际合作社原则规定基层社要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原则，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逐步形成的民主制度则是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与监事会的三分格局，成员（代表）大会是权力机构，组织的重大事项都须经其表决，理事会是管理机构，监事会是监督机构。如果这样的制度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真正确立，那么成员的民主控制与民主监督机制就真正建立起来了，但是事实上确立这样的机制真的是步履维艰，这里有一组数据反映了20xx年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民主控制机制的确立状况：“据湖北省农业厅对985个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统计，制定章程的专业合作组织有351个，仅占总数的.35.6%。笔者调查的62家中介组织，虽然普遍建立了理事会，通过了组织章程，制订了议事规则，实行会员入、退会自由，但只有1/4的中介组织坚持年会制度，有的2年-3年才开一次会，个别组织已有5年-6年没有活动了；建立监事会的占35.5%，但监事会基本没有履行职能”。这组数据可以看作基本反映了20xx年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民主制度的建设状况。在笔者调查的62个样本中，普遍有章程，也普遍有理事会，但是制度的执行度很低，只有25%坚持年会制度，有的2年-3年才开会一次，有的5年-6年都没开过会了。理事会很少开会或不开会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组织的管理决策不是由理事会成员民主做出，而是由个别人单方主控；二是该组织根本没有活动，处于瘫痪状态。而且这组数据没有反映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的情况，总之从这组数据来看，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成员民主控制制度建设上极其不完善。在监督机制上更加不完善，数据显示设有监事会的仅占35.5%，而且基本上不履行职能。湖北省农业厅的统计数据显示的结果更加糟糕，在985个样本中，有章程的仅占35.6%，组织拥有章程的比例竟如此之低，其他制度建设可想而知。

湖北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全国的发展处于中等水平，所以这组数据反映的是全国的一般水平，也可以说是普遍水平，有些省份如浙江省的发展水平可能会高于湖北省。而且上述数据反映的是20xx年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民主制度的发展状况，近几年来国家大力推行规范化建设，规范的重点之一就是确立完善的民主制度，由于国家的强力介入，很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越来越重视制度形式上的规范，但是形式上的制度还并未转化为实际上支配组织运作的真正规则，很多研究都能证实这一假设。

徐旭初在20xx年出版的著作里论述过这个问题“尽管许多合作社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了社员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人一票等民主管理的条款，但大多数情况下，社员们受‘核心成员’影响很大，往往出现‘选举不过是确认，讨论不过是告知，监督不过是附议’的现象。”潘劲也曾经在文章中说“浙江省台州市农业局副局长蔡建设坦率地说，目前浙江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人经济’，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能力强，这个合作经济组织就红火，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能力有欠缺，这个合作社就会分崩离析。在‘能人经济’的笼罩之下，当前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合作民主’上存在重大缺陷。个别合作社甚至已经出现理事撇开社员直接推举理事长的做法。”

所以即使是像浙江省这样的省份，即使是民主制度已经比较规范，普通社员的影响力也仍然是微乎其微的，民主制度只是停留在文本与形式意义上。